關於我們這代青年未來的困境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黃佳平

關於我們這代青年未來的困境,以下我將不打算重複各種主流媒體上常見的論調。關於什麼「高齡社會」、「少子化」、「產業外移」、「競爭力」、「全球化」等等之類的玩意我們在主流媒體上已經看得太多。一般來說,我們對於周遭發生的種種,往往是觀望與嘴砲得太多,行動得太少。美其名是客觀中立不帶意識型態,其實是腦袋空空又不肯承認自己的立場。

 

 那麼,我們學生未來所面對的困境是什麼?或許,不用說未來,我們當下在行動時就常遇到許多迷惘。身為一個年輕的行動者,如果說我們在試圖分析問題,找出行動策略時會感到迷惘,並不奇怪。然而不同時空的行動者,面對的處境不會完全相同。作為一篇刊在《赤翼》上的文章,我假設各位都走在成為一個知識份子的道路上。因此,以下我試圖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於知識份子的討論,來說明我們未來在行動上可能遇到的困境與策略。

 

 一般來說,我們常認為「知識份子」好像有某種形象、某種本質。因此,一個高中職學生,似乎不太符合「知識份子」的定義。不過,就葛蘭西的討論而言,所謂知識份子並不具有本質上的意義,而是一種社會關係。而在我們當下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機知識份子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維持是靠著有機知識份子在其各專業領域之中,散佈著各種為資本家服務的專業知識。那麼,這樣的見解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分析當前的處境呢?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維持是靠著各個專業領域,在其專業知識的鞏固。那麼,這同時也代表著我們的行動方針就不僅限於在狹義政治上的權力奪取,或者得成為一個專業的「社會運動者」。

 

舉例來說,學自然科學的聽起來好像跟社會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當前的環境議題如核能發電存廢,難道不就是核能工程、環境工程、生命科學、地理學等等的專業問題嗎(但要注意,這些議題都不僅是這些專業的問題)?在政府許多決定我們生活的政策中其審查委員多是自然組相關科系的專業者。一個跨領域專業者介入社會運動的具體案例是:民國56年,美國無線電公司(簡稱RCA)看中台灣當時鬆散的環境法規與幾乎不存在的勞動法令,至桃園設廠並雇用大量年輕未婚女性(以當時時空背景,能到此工作相當於現在所謂的「科技新貴」)。為了減少生產成本,RCA在製造過程中使用大量有毒溶劑,並且未對現場工作人員進行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給予適當的防護。因此,造成後來大量勞工罹患癌症,同時也造成當地土壤及地下水永久性的污染。事隔多年,當我們發現許多當年在此工作的女工都罹患癌症,試圖追究肇因責任時,卻發現一個流行病學上的難題。在針對罹癌勞工與RCA使用有毒溶劑的因果認定上,同樣是流行病學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當然,同樣是流行病學,針對相同問題也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假設等。例如,過去許多流行病學的假設並未考量性別因素。同樣是水污染,為什麼RCA廠中女性罹癌比例比男性高出許多?普遍需要負擔家務工作的女性,接觸水的時間遠超過男性,他們受到的污染當然也就不可等量觀之。然而,要在研究方法中考量到性別差異,就必須要看見不同的性別角色在社會中的分工位置,而不是只鑽研其「自然科學」的部分,亦即帶入「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或許你會說,台灣的政治生態使得「政治」往往駕凌「專業」。但別忘了,這些「政治」往往也會運用各種「專業」來為其背書。因此,社會運動的進行,需要的不僅是紮實的社會分析,同時也得在相關的專業領域與壓迫者的論述進行搏鬥!

 

總而言之,我並不相信有什麼「專業的社會運動者」這回事。我相信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進行介入的可能性就在當下:當我們在課堂中遇到性別歧視的言論時,我們要默默容忍抑或起身反駁?當我們看見身邊各種不公不義發生時,我們要選擇放過還是試圖改變?各種介入與行動,都必須付出成本,每個人所擁有的條件也不盡相同。然而,改變可以逐漸累積,踏出行動的第一步才有邁向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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